5月23日下午，73岁的陈香梅女士出席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和《陈香梅回忆录》发行仪式，为读者签名售书。陈香梅女士5月13日离美赴华，5月15日抵达上海，5月19日抵京，之后辗转太原、广州、南昌、吉安等地，6月9日飞往香港取道台北返美，5月18日晚，陈香梅女士在上海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畅谈了人生、文学和爱情，记者对她的热情、坦率印象颇深。
问：陈女士，你被称为“美籍华裔第一人”，实为中华民族的骄傲——1963年受肯尼迪总统委任到白宫工作，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的华裔；1970年担任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成为美国的航空公司中第一位女副总裁；同年加入美国大银行成为第一位亚裔董事；1991年任美中航运公司总裁；被多位美国总统委以重任，1972年被选为全美7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时，你又是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夫人，请问，对于这一切，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以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天空为傲；也更以在白人的天下，无畏无惧地和他们比高下为傲——因为要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真是谈何容易。
问：在本世纪，有两位最杰出的美籍华裔女性，一位是已故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被誉为居里夫人第二，另一位就是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你最佩服的女性是谁？
答：我对吴健雄教授非常佩服，但最佩服的是天主教的德兰修女，她一辈子都服务于社会。1984年，美国艾森豪自由奖就是我在香港颁发给她的。不幸的是，英国王妃黛安娜逝世不久，她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问：1980年，你作为里根的亲善大使被派往中国的内地和台湾访问，率先打破了海峡两岸的僵局。请问，你和“宋家姐妹”有交往吗？
答：宋庆龄病危时，由自己口述，请廖承志代笔写信，由宋庆龄签了字，请我带回美国交给蒋夫人。这封信说，她将不久于人世，希望宋美龄到中国见最后一面，若不可能也望把孙中山的私人文件交还给她。我等了许久，才等到宋美龄的一句话：“告诉宋庆龄，信收到了。”不久，宋庆龄在北京逝世。
问：你自己1980年踏上阔别了30多年的中国大地，之后经常来中国吗？你对新中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多年来，我每年至少三次访问中国，从最南方的“海角天涯”到最北端的漠河，走遍了山河大地，看尽了离合悲欢，也听尽了掌声和叹息。和领导人交谈，和学生们教师们闲聊，在农庄和孩子们、含羞的农妇们拍照，在工厂向一些年轻的工人们作采访，和司机、餐厅男女服务员谈生活。有许多个参加公宴后的深夜，有作家、书法家和画家到我的宾馆品茶、喝咖啡。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中美关系，谈海峡两岸的前景，谈“文化大革命”，谈“四人帮”，谈日本人改写侵华的历史，谈苏联的解体，谈美国的大选，谈台湾的政情，谈港澳同胞的经商大手笔、小动作，谈个体户，谈宠坏了的独生子，谈出国，谈青年男女的烦恼，谈工作，谈代沟，谈住房问题，谈火车票、飞机票一票难求，谈台湾的歌曲，谈香港的明星，当然也谈到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大小问题。我在美国的办公室，每天都有十数封来自中国的邮件。中国同胞信任我，喜欢和我交往、通讯。我从他们的谈吐中、生活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明天。有悲，有喜，有成就，也有挑战。总的来说中国是有希望的，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在努力奋斗，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
问：陈纳德将军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你对中国的抗战史也非常关心，经常去一些抗战遗址凭吊，是吗？能谈谈其中一些感受吗？
答：不错。最近日本官方还想一再尝试改写历史，口口声声说没有侵华，而是“协助中国改变中国的殖民地位”，不但使人啼笑皆非，且令人愤慨。有些人因为利之所在，还不敢多表达，对于“抗日抗争50年纪念”表示淡漠。年轻的一代既少读历史，更不知道前人的壮烈和十多年的血泪。难道中国人就让日本人欺负，一点都不吭声？悲哉！
为了更多地了解抗日后日军投降的详情，我请教了一些历史学家，大家都建议我该到湖南的芷江去看看。芷江是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正式向中国军方投降的受降城，当年最后一次大决战湘西会战就在这儿，飞虎将军陈纳德的队员——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即以芷江为重要攻守基地之一。1994年春，中国华南、华东遭水灾，洪水淹没了湖南等地，但我要依照原定计划到湖南芷江。我到芷江的目的是亲自到这个历史名城，一方面是凭吊，一方面也想看看美国空军当年在该地的遗址，物是人非，但我们对于现代历史总得有个交待，更不能任日本人胡言乱道，改写历史。日本人连在南京的大屠杀和在上海的大轰炸都不想认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水灾大桥折断，我们的火车只好绕道而行，长沙，武汉，井冈山，张家界……（笑问：这些地方你没去过吧？记者答：很惭愧，没去过）曲曲折折走了32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问：陈女士，你不仅是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还是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你以一位东方才女的形象出现在大洋彼岸，对你来说，文学创作是否是生活里最重要的或是最钟爱的部分？
答：是的。我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喜欢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抗战流亡时，我找到了大量的文艺书，在煤油灯下读，其乐无穷。在中学、大学，我都是校刊编辑，作文、演讲经常拿第一。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和写作有关——1944年，我成为中央通讯社第一名女记者。我最喜欢的是张爱玲、巴金等人的文章，《红楼梦》不知看了多少遍。现在，我还忙里偷闲地和一些有文化的人挑灯夜谈，半瓶酒，一壶茶，两三枝檀香，说红楼，谈水浒，论聊斋，读《浮生六纪》，真是人生一大乐事，而且每次都获益匪浅。可惜一天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日，总觉得要做的事太多而可用的时间又太少。至今，我已出版了《遥远的梦》、《一千个春天》、《陈香梅回忆录》、《我看新中国》等中英文著作40多部。有不少书是在深夜工作回家后，或者晚上应酬完毕后，再接再厉地写出来的。
问：在你的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引用或点化的这些都是婉约一路，如王维、李商隐、李后主、晏殊、李清照等，即便是辛幼安，你爱引的还是他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你觉得是这样吗？
答：是是。我自己感情丰富，现在的年轻人读古典作品少了，我在此多引用一些，目的是为了和读者共同欣赏。
问：在80年代，有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包柏漪女士的长篇小说《春月》，在中国大陆有一定的影响，你和她熟悉吗？
答：我个人觉得，她不能算是作家。我认识包柏漪，我对《春月》不太欣赏，里面写了中国旧社会不可能发生的事，如孙女和叔叔发生关系，若真如此，就会把他们打死。听说这本书要拍成电影，后来没拍成。
问：从60年代肯尼迪总统开始，你和各界美国政府都有很深的关系，你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对于一些政治人物如尼克松总统的宦海沉浮，你都会有独特的体会和感受。作为一位作家，你以后是否会以小说的形式来描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人生况味？林语堂先生写过一部英文小说《京华烟云》（TheMomentofPeking），你会不会也写一部TheMomentofWhitehouse？（《白宫烟云》）？
答：是的。我正在写一部《华府春秋》，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争取明年出版。因为30多年来，从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和现在的克林顿总统，每一任总统都有职务委任给我。
问：陈女士，你能谈谈你的初恋吗？
答：在香港最后一年中（1941年夏至1942年夏）的前半年我有一段甚为欢乐的日子，我尝到了初恋的滋味。十五六岁的少女，青春是如此美丽，爱意是如此温馨甜蜜。初恋大概是一个女人终生难忘的回忆吧！在我写的回忆录——《一千个春天》英文本中，给了他一个英文名字，我称他为毕尔（Bill），在此就称他为毕君吧！
1941年夏我代表中学参加全港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在20多名的竞选代表中获得了冠军。一位岭南大学的学生应他妹妹——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之邀来听这些男女中学生演讲，与他同来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毕尔，他是唐山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经介绍，我和他面对面时，四目相看，就像一股暖流、一道电力使我觉得我们前世似曾相识，我一时竟呆了，说不出话来。
很快我们就相爱了，爱得如醉如痴。但后来，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在相爱中，是毕君告诉我当时在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他们的领导人叫陈纳德。
1942年8月，毕君要去美国或英国念书，但我不愿意跟他，因为我不能接受别人长远的资助。除非以身相许，但我还想要自由自在地活一下，我就是不认命。
1948年我们在上海再见面时，我已和陈纳德将军结婚。
问：1947年，你和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结婚，他比你大32岁，请问有没有感到压力？
答：1958年外子因肺癌病逝，前后相处仅11年。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待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在他逝世后，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会倒下去。
问：冒昧地问一下，你和陈纳德将军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是不是你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和灵感？
答：是的。1962年，我出版了第一部英文著作《一千个春天》，当年就销了22版。这本书是我为了纪念外子而写的，自己都没有想到竟会成为畅销书。起初还曾遭到一家大出版商退稿，被认为这种纯情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后来，《一千个春天》被译成中文、日文、韩文等文字。
问：你来华参加浙江文艺出版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的发行仪式，请问此书的出版有什么历史意义？
答：这是中国出版界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对中美合作里程碑作出了历史性的记录和交待。外子曾说过：“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以什么来纪念这位我敬爱的人呢？我用以下诗句来追悼他：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陈香梅与陈纳德将军及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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